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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叙事常常将社会层级投射于自然之上，这也是为何我们需要更精致的隐喻来描述细胞生命。查鲁达塔·纳瓦雷（Charudatta Navare）是一位科普作家以及科学教育研究者。他在印度孟买塔塔基础研究所（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的霍米·巴巴（Homi Bhabha）科学教育中心获得了博士学位。
当你仔细思考时，会惊叹于微小如细胞的事物能够展现如此复杂的行为。以单细胞生物阿米巴原虫（ameoba）为例，它能感知环境、移动、获取食物、维持自身结构并进行繁殖。细胞如何知道完成这一切的方法？生物学教科书会称：对于每个真核细胞（构成从人类到阿米巴原虫等一系列生物），其被称为细胞核的结构内都包含着一个控制中心；细胞核中的基因存储了细胞正常运作所需的“信息”；而细胞核则位于一种果冻质地的、被称为细胞质的液体中；细胞质中还包含着细胞器，即细胞内的“小器官”；根据传统叙事，这些细胞器根据基因提供的指示执行特定任务。
简而言之，教科书描绘了一种细胞的“装配流水线”图景：基因发布指令以制造蛋白质，从而完成日常身体工作。这种对细胞的教科书式描述与对社会制度的几乎一字不差。细胞质及其细胞器根据基因的“指示”，执行“制造”、“包装”和“运输”模块这一图景，以一种怪异的方式使人联想起管理者掌控劳苦大众的社会阶层结构。但唯一的问题在于，细胞并非“工厂”，它并没有一个“控制中心”。正如女性主义学者艾米莉·马丁（Emily Martin）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心化控制之猜想扭曲了我们对于细胞的理解。
大量生物学研究表明，“控制”和“信息”并非仅限于“上层”，而是遍布整个细胞。细胞器不仅仅形成了线性的“装配流水线”，而且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细胞也并非像“工厂”隐喻所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完全专注于经济意义重大的“制造”工作。相反，细胞的大部分工作可以被理解为维持自身并“照料”细胞。
那么，为何标准教科书仍然将细胞描绘成一种层级结构？为何总是援引中心化控制来解释每个细胞的功能？为何总是使用如此强烈的工业化意象？
或许是因为这种细胞观对我们来说非常“显而易见”、自然而然，因为它与阶层社会及其中央集权制度颇具共鸣。但是，继续坚持这种隐喻以作为科学替代品的问题在于，对于细胞应该如何运作的假设阻碍了对细胞真正功能的理解。更为关键的是，当科学将社会层级投射于细胞之上时，也强化了社会层级是“自然的”这一观念。
但这种对自然界的社会层级投射通常并非是有意为之。在细胞案例中，它的出现有着悠久的历史。故事的一部分是，当生物学家着手研究细胞中发生的化学变化时，发觉“工厂”隐喻十分有用。比如，19世纪德国生物学家鲁道夫·维尔歇乌（Rudolf Virchow）写道，“淀粉在植物和动物体内被转化为糖，就像在工厂中一样”。随着研究者们对细胞器的深入探索——从内质网中蛋白质的制造到线粒体中能量的产生，他的“工厂”隐喻引导着科学家们对这些细胞器的谈论方式。
故事的另一部分则涉及生物学的另一个领域，即研究微小的细胞如何产生复杂如我们的多细胞生物。有些人认为精子内含有一个小人，一个已经完全成型身体的微缩版本。另一些人则认为，生物母亲已提供了胚胎所需要的所有物质材料，而父亲只提供一种推动卵子发育的“生成力”。直到科学家们能够在显微镜下研究受精过程时，才发现父母双方都分别为下一代贡献了一个细胞。但是这两种细胞并不相同。人类卵子的体积比精子大得多，前者的体积几乎是后者的1000万倍。
古老的谜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父亲对于后代的贡献远远小于母亲的。除非——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真正重要的是同时存在于精子与卵子中的微小组成部分。19世纪末的显微镜观察揭示了在受精过程中，精子和卵子融合时，其细胞核也会融合。而两者的细胞核大小相似。科学史学家汉斯-约尔格·赖因贝格（Hans-Jörg Rheinberger）和斯塔凡·穆勒-威勒（Staffan Müller-Wille）描述了早期研究人员如何开始将卵子与精子融合而产生的细胞核视作遗传信息的来源。物理学家兼女性主义学者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指出，20世纪的生物学研究因此更关注细胞核，而忽视了卵子其余部分的贡献。
对细胞核及其内容，以及对基因作为“信息”的推崇，至今仍在科学话语中盛行。与此相对应，将细胞视作“工厂”的隐喻至今仍占主导地位。
科学常常被描述为是客观且价值无涉的，但科学哲学家指出，价值观可能会引导科学家提出问题、假设以及对结果的解释方式。比如，细胞核在遗传方面的唯一作用已深受质疑。
当然，细胞核确实对遗传作出了一些贡献，并且我们对此已经有了详细的了解。但细胞核只是遗传物质的一个小小子集。如果我们不去寻找卵细胞中的遗传信息——甚至从未将其描述为遗传信息——那么我们将继续传播生物遗传仅限于细胞核这一观念。
传统思维方式迎来的挑战与日俱增。如今我们知道，数种类型遗传信息遍布整个细胞。比如，研究胚胎如何从单个细胞发育而来的发育生物学家已经表明，卵细胞细胞质中各种分子的空间排布协助决定生长中有机体头尾部的位置，前后部发展的差异等等。卵细胞的细胞质不仅仅“培育”细胞核，还包含着代代相传的编码信息。
如今，生物学家马塞洛·巴比里（Marcello Barbieri）正试图理解“信息”一词在细胞语境中的含义。在生物学领域，我们似乎只听说过遗传密码，但这真的公平吗？还是说这不过是来自于科学家所身处之层级社会中的一种偏见？在其著作《有机密码（The Organic Codes）》（2009年）中，巴比里谈到了在细胞核中的遗传密码这一巅峰“发现”之前的一些猜想。他首先提及的是基因编码信息指导蛋白质构建，在这一预测之后，DNA才被实验性地发现并被概念化为“遗传密码”。
巴比里将这一发现称为自我实现的预言。科学家从未对细胞质中的“编码”做出类似假设，因此也并不十分热衷于寻找它们。我们被告知基因包含制造蛋白质的蓝图。然而，基因并不包含制造蛋白质所需的全部信息。它们只指定了一条一维蛋白质链；而对蛋白质功能至关重要的三维结构则由细胞环境所决定。此外，蛋白质的行为方式也因其在细胞质中的位置而异。单靠基因提供的“信息”是远远不足以让细胞正常运行的。
关于细胞质中信息的更多洞见来自于研究细胞器相互作用的生物学家。我们现在知道，教科书所构建的线性“装配流水线”根本无法捕捉到细胞质中细胞器的众多功能，也无法捕捉到它们之间“交流”与互相影响的众多不同方式。细胞器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实际上是对中心化工厂所表征的强制性自上而下秩序的直接挑战。“工厂”中的各“部门”似乎正在互相沟通并给予彼此指令，而不必让“总部”知晓。
所有这些细胞质中的编码信息都让我们思考：为什么现代教科书，本应该呈现符合当下标准且被广泛接受的知识，却仍然将细胞描绘为层级分明的结构？为什么科学记者在讨论生命如何发展与演化时继续引用细胞核中基因的密码与程序？
我认为中心化观点的主导地位来自它与人类社会秩序的共鸣。细胞核提供指令，细胞质执行“培育”的劳动，在父权社会中听起来“自然而然”甚至“显而易见”。中心细胞核指挥其“下属”细胞质执行实际任务，在一个阶级分层的社会中听起来很自然。
很有可能。比如生物学家贾斯特（Ernest Everett Just）对细胞的看法。贾斯特研究了早期卵细胞的外周细胞质，在其著作《细胞表面生物学（The Biology of the Cell Surface）》（1939年）中，他认为细胞质能够“自我调节和自我分化”，并对将细胞质降格为“仅是一个培育容器”这一发育观深表遗憾。贾斯特是一位20世纪初的美国黑人科学家。
发育生物学家斯科特·吉尔伯特（Scott Gilbert）以贾斯特的社会地位为背景分析了其科学观。标准的发育观认为发育指令仅位于中央基因中。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贾斯特则认为细胞质也具有“发育潜能”，而细胞核的功能只是为其路径添加或移除“障碍”。他认为细胞质能够在没有来自细胞核明确指令的情况下运作，只要移除了其路径中的“障碍”，它就能够自我管理并发育。历史上，大多数科学家都是男性、上流阶级，并且出身于名门望族。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可能使得他们更容易认同，细胞核只需持续发布指令就能够默认自己拥有了实际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诺贝尔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将基因描述为“行政套房”，将细胞质描述为“工厂车间”。住行政套房的工作者看起来更有价值，值得更多报酬，而工厂车间中的劳动大众则被认为仅仅是在执行指令，被低估了其外显与内隐知识技能的丰富性。
你可能会辩称“细胞如工厂”不过是一个隐喻。还可以说，应该根据实用性来评判科学隐喻，且不存在完美的隐喻。无疑，“细胞作为工厂”之隐喻对于引领细胞生物学的发展方向十分有用。对此我完全赞同，我想要指出的事实上是隐喻的匮乏。正因为没有一个隐喻是完美的，我们才更应该使用多种隐喻，其中每一种分别用以解释细胞的某些方面。不幸的是，中心化以及层级隐喻，充斥于教科书之中，通常是描述细胞内部运作的唯一方式。
我谨提出对于细胞核的另一种隐喻，即“协作笔记本”。细胞持有这本笔记本，而其所有组件都使用它来追踪彼此活动并帮助维持细胞的正常运作。细胞在笔记本上“做笔记”，在“页边”上写注释，并“参考”自己的笔记。细胞器们感知彼此的需求并互相“照料”。“工厂”隐喻将控制和信息都归因于细胞核，而“细胞核作为一本协作笔记本”之隐喻则体现了细胞的能动性。工厂隐喻给人以一种细胞似乎只注重“生产”的印象，而笔记本隐喻则可以突显细胞组件之间的互助以及在维持细胞生命中的共同努力。
为什么我们的科学话语缺乏这样的隐喻？为什么当我们谈论细胞器彼此“照料”时会显得过度拟人化，但当谈论基因“指导”其下属时就不会？这种选择性拟人化是否会通过已被接受的科学隐喻来强化中心化控制的意识形态？若是如此，在审视已有的假设之前，我们将无法理解细胞的工作方式。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细胞这种复杂的结构，就需要改变观察世界的视角。
除此之外，这类讨论对科学还有更广泛的影响。细胞并不是唯一一个被以中心化隐喻来描述的自然系统：我们会谈论昆虫社会中的“女王”，以及一种实际上被称为“种姓”的结构；谈论“阿尔法”灵长类动物，它们“领导”着群体并维稳“后宫”。
我们发现中心化功能无处不在的原因不一定是因为它确实如此。它之所以看似无处不在，是因为我们观察世界的视角。当科学叙事，凭借科学的各种权威性，将社会层级投射到自然界时，甚至可能会反过来将层级制度强行“自然化”。从细胞到动物社会群体的中心化模型暗示着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中心化的，并且这种中心化运作良好。自然界之“真理”受到我们价值观的影响，而这种“真理”又可以反过来强化人类社会中的相同社会价值观。
你可能会问，这为何重要。毕竟，不论自然界如何，人类社会中被视作道德的事物都应当有所不同。暴力存在于自然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
然而，科学史学家洛琳·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在《反对自然（Against Nature）》（2019年）一书中表明，关于“什么是自然的”之论点始终载有道德权重。“什么是自然的”可能并不会决定“什么是道德的”，但前者的确可以影响后者。另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是对准确描绘自然的关注。如果将社会不平等投射到细胞上会扭曲对细胞的理解，那我们就应当意识到这种投射——因为理解细胞对生命科学进展和人类健康至关重要。
科学如何概念化细胞也让我们得以了解自身如何看待科学客观性。我们经常认为，当价值观干涉科学。